为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用身边的典型鼓舞师生至诚报国、敬业奉献，学校启动了《学习黄大年，寻找东林赤子》活动。经过寻找，我校有很多教师像黄大年一样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把振兴中华作为吾辈毕生之责；有很多教师像黄大年一样教书育人、敢为人先，带领科研团队辛勤奉献，顽强攻关；有很多教师像黄大年一样泊淡名利、甘于奉献，不计得失、坦坦荡荡……现学校全媒体陆续刊发“东林赤子”的典型事迹，希望东林师生可以把黄大年未竟的事业发展好，在东林建设更多的黄大年团队。
祝宁：一生践行“树的品格”
每天早上，83岁的祝宁还保持着在校园里溜弯儿的习惯，说是散步，其实主要是为了看看校园和林场的树木。“这些‘老朋友’都有自己的品格。它们不仅自身适应能力强，保证自己生存得好，而且树冠可以遮阴、落叶可以肥沃土壤、根系可以涵养水土，它们能够改变周围环境，荫庇其他植物。”作为生态学教授，祝宁正是用一生的时间，践行着“树的品格”。
对一名科技工作者而言，投身祖国科技创新的时代洪流，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贡献，是最大的使命担当，也是最高的荣誉褒奖。黄大年为了祖国的科技创新毅然回国，贡献着自己的智慧。而祝宁也是怀抱着“改造自然、美化祖国”的梦想，在东北这方沃土上扎根了一辈子。
方向东北 路线学林
祝宁与树的缘分，从他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了。
祝宁193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抗日战争时期，全家时常为躲避战乱藏进山里，大自然的神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几经辗转，一家人落脚在上海，五十年代初，祝宁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中学生涯。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个唱着《长城谣》《松花江上》长大的孩子，对歌曲中富饶丰美又屡遭战乱的黑土地充满了向往。祝宁的高中班主任是地理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经常为学生分析前苏联“种植防护林，改造自然”的做法和意义。祝宁的一位伯父从事林业教学和研究，时常向他讲起我国为保障战略物资储备，大力发展橡胶种植，而在海南省种植海防林的宏伟蓝图。祝宁的一位亲戚就职于上海铁路局，长期关注着伊春林区的木材资源利用……在师长的耳濡目染之下，祝宁怀抱着“改造自然，美化祖国”的梦想，悄悄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1953年高考，祝宁不顾家人反对，选择了他理想的专业和院校，来到了我校的前身——东北林学院，就读林学专业，同届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中有200多名毕业生，唯有他一个人选择了林学专业，选择东北这片热土。
“东林聚集了很多国内最优秀的林业研究者，有这样的老师带领，4年的学习生涯，让我终身受用。”祝宁不但学习刻苦，还大量参与学生会工作，阳光、积极的态度贯穿了祝宁的大学生涯。
勤劳与智慧开道 度过艰难时期
1958年3月17日帽儿山实验林场建场，同年秋天，刚参加工作两年的祝宁与几百位教职员工一起来到帽儿山。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帽儿山林场里原本有老百姓开荒种田，但因为那里气候寒冷，庄稼收成不佳，于是大部分原住民逐渐搬走了，留下的破陋危房成了祝宁等人最初的栖身之所。这些民房许久无人居住，少不了缺这缺那，也需要修整一番才能住进去，“着急呀，手边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有个炕没炕沿儿，因为找不到干燥的木材，只好拿棺材板当了炕沿儿。”
祝宁说，等到暂时安顿下来以后，东林人开始想办法自己盖房子。他们跟当地老乡学盖房，这种房子用当地土话叫做“拉哈辫子房”，先挖个坑灌上泥浆，把草放在泥浆里拌一拌，再编成辫子，用这些材料砌上的房子厚实、暖和，“过去东北的房子要用草苫房，这样就不怕风吹雨淋了，但是我们不会，为这个特地去请当地老百姓帮忙，帮我们苫房。”
尽管建设条件简陋，但是在东林人齐心努力下，1958年冬季大家住进了新盖的“拉哈辫子房”，房子里边被分成了上下的大通铺，下铺就是堆放的木头上面铺盖干草，烧炉子取暖，热气往上飘，上铺往往显得更暖和。
一年之计在于春，东林人在帽儿山工作生活下去的希望也全在于春天的耕耘。
东林人通过人拉犁的方式，开垦了100多公顷土地。人拉犁，十一个人一组，一个人扶犁，前面十个人拉犁。后来采用“机（拖拉机）、马、人结合”的方式，种上玉米、黄豆、谷子等粮食和蔬菜，基本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
帽儿山牛虻特别多，耕地上最常见的农耕场景是，一个人在前边拉着牛，牛拉着犁，后边一左一右两个人忙着轰牛虻。这些牛并不是耕牛，它们原本是林场用来运输木头的，哪里见识过牛虻乱飞的阵仗？刚开始的时候，东林人不但要训练牛适应农具和踩踏垄沟，还要随时防备它们被牛虻叮得四下乱窜，“因为牛虻昼出夜伏，我们开玩笑说，人家是讲究工作时间的，后来没办法，干脆凌晨2点钟下地干活，天大亮了就回去休息，下午4点再出来干活到半夜，这样就避开了牛虻。”
秋收时节充满了收获的喜悦，烦恼也随之而来，帽儿山的野生动物闻着粮食成熟的香味儿来了。东林人为了守护这些辛苦耕耘的成果，不得不轮流持枪放哨，还拿着响锣，为的是吓跑妄想不劳而获的黑熊和野猪。
祝宁说，他们创造了许多现在人想都没想过的新吃法，比如，将甜菜切片放在炉子上烤熟，那味道甜丝丝的，跟饼干差不多，在饿极了的时候吃两块，不但管饱还解馋。
东林人凭着勤劳和智慧，顺利度过了物资最为匮乏的时期。
爬遍了帽儿山林场每一个山头
解决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东林人开始对帽儿山林场进行树木本底调查。
“对帽儿山天然林的破坏，应该是在1898年开始的。”祝宁说，沙皇俄国修建中东铁路，大量攫取东北资源，对帽儿山一带的阔叶红松林进行掠夺性采伐，其后随之而来的是闯关东大潮，地主雇佣农民毁林开荒，到了农闲的冬季，又利用林木烧炭盈利，在抗战时期，日本开拓团又掀起新一轮的毁林开荒热潮。长达半个世纪的破坏，使帽儿山的原生林木遭受重创，直到1945年东北解放之后，“封山育林”的政策落地才开始了这片林地的新生，我们称它为天然次生林。
东林人经过细致调研，针对帽儿山实际情况制定了“栽针保阔”的系统经营方针和技术，不但严密保护现存林木，还要有计划地引入已经十分稀少的红松，并在弃耕地上大面积营造人工林。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工作任务变动，帽儿山林场的东林人逐渐回到学校，祝宁却选择了留下，逐渐介入到林场的科研、教学、生产领域，成为第一任森林抚育采伐调查队队长。
为了保证森林资源利用的合理性，调查队的职责就是摸底和记录，为采伐工作提供依据。祝宁对林区进行分片，每块林地都有指定的人负责，“这些队员大多是初中文化程度，没有林学知识基础，我带着他们上山认树种，调查林木组成、面积，确定抚育采访的方式和强度。帽儿山几乎所有山头我们都跑遍了，就是这样带出一支队伍。”他坚持记载树木物候，为树木编号登记，这样的工作持续了五六年时间。
除了森林采伐调查的工作，祝宁还密切关注外来树种驯化，六十年代初，他到张广才岭考察，发现一种被当地人昵称为“傻大个儿”的沙松冷杉，这种高达30米的高大乔木，是否可以引种到帽儿山实验林场呢？祝宁收集了沙松冷杉的种子，回到帽儿山实验林场，找准一块地，亲手种下去。
55年后的2015年，他再次来到帽儿山实验林场，那片沙松冷杉已经有4米高了。“沙松冷杉的寿命长达几百年，80年左右才可能结出果实，50多年不过是它生命中短短一段时光，这片树，还是小不点呢。”祝宁说起这段往事不无感慨。
帽儿山实验林场还有一片毛赤杨，是上世纪70年代祝宁从小兴安岭带回的种子，历经四十多年时光，目前树高十三四米，直径有十几公分，这几年他始终关注着这片树林，推算时间，也该到了开花结实的时候。
对城市林业研究执着追求
上世纪七十年代，祝宁回到母校工作。“从回到学校到退休，我就干了两件事，一个是植物种群生态学研究，一个是城市林业研究。我培育的研究生，几乎都是研究这两个方向的。”
祝宁曾致力于药用植物的合理利用和有序发展，针对刺五加先后发表了十余篇论文。
随着城市发展，祝宁的主攻方向逐渐聚焦到城市林业研究，研究工作持续了三个“五年计划”，他参加的《中国森林生态网络体系建设研究、示范与应用》项目，曾在2004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以表彰他为整个项目的贡献。
祝宁说，城市树木的种植是一门科学，就是“天生我树必有用，看你会用不会用。”
虽然在学术界仍然还存在争议，但祝宁坚持认为，哈尔滨的乡土树种基本是榆树、柳树、杨树这几种，我们见到的其他品类树种，均是“外来户”。
城市绿化树木，首选是本乡本土生长的树种，其次是经过驯化的外来树种。哈尔滨本地的树种颜色比较单调，六十余年来，我校驯化了蒙古栎、黄菠萝、水曲柳、落叶松、樟子松、红松、黑皮油松、椴树等树种，不断丰富着城市绿化多样性。
“树与人一样，搬到外地要适应当地的环境，比如我从南方来到哈尔滨，在这娶妻生子，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东北人。”成功驯化树木的标志就是能否开花结实，更新幼树，后继有林，如果不能，无论落户多久，都不算是驯化成功，祝宁将这个过程形象的比喻成“拿到绿卡，获得迁入地的永久居留权”。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已故的著名园林花卉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陈俊愉来到哈尔滨，盛赞哈尔滨是“榆都丁香城”。祝宁对这个说法很是赞同，在他眼中，城市里的那抹绿意，不仅仅在丰富美化城市景观，净化生活环境，还需匹配地域文化特色、突出城市文化传统，拒绝千城一面，树立独树一帜的风格和个性。
“应当让乡土树种当家，让引种的驯化树种丰富层次，其实这也是提升城市文化向心力的手段，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叫做故乡的文化认同感。”祝宁认为最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当属榆树“在下雪的时节，榆树的枝条映着蓝天，带出一种沧桑，像东北汉子朴实粗犷的性格，我认为榆树最能代表东北人的品格”。
他还萌发出一个想法，各条街道根据各自的文化聚落和实际功能，种上不同的树木，提高了街道辨识度，也为城市生活平添一份乐趣。
64年扎根东林热土
祝宁教学方式很独特，特别注重第一节课的课堂效果，通过他多年的实践经验旁征博引，引起学生兴趣。“第一节课就是绪论，讲学这门课的目的，绪论打好基础，学生才会跟着我的脚步。”一次绪论课结束后，一名大二的学生找到他，眼睛发亮地说想报考生态学的研究生，希望在这个领域继续研究工作。
为照顾那些不满足于课堂教学的学生，祝宁发起了课外兴趣小组，提前设计问题、规划日程，利用节假日做户外考察，这样临近毕业的时候，学生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实地考察经验和大量详实的基础数据，足以支撑毕业设计的需要，能够很轻松达到毕业要求。
“有一年的教师节，一个学生到办公室，说教师节到了，我经济条件不好，不能送给老师一束花，我就来敬个礼吧。”学生就在办公室认认真真鞠了一躬。岁月如流水滑过，很多记忆在逐渐模糊，但是学生为老师带来的感动，却真实一如当年。
64年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乡音已改，霜染两鬓，唯一没有变的是他怀揣的那个绿色梦想。
生命中泰半时光在哈尔滨度过，祝宁见证和参与了哈尔滨的城市绿化建设，更是与东林结下一生的缘分。
今年7月，祝宁将1000余册个人藏书捐赠给学校图书馆，这些书里，有他主编、参编、翻译的《植物种群生态学现状与进展》《植物种群生态学导论》《森林生态学》等专著和8部教科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除此之外，还有他从台湾购置并珍藏多年的专业书籍，对于我校学子的学术研究将大有裨益，对推进图书馆特色馆藏的建设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祝宁仍然很忙碌，他前不久刚刚为园林学院的师生奉献了一坛讲座，讲述东林人从建设园林系到园林学院的奋斗历史，还不断关注着林学的学术动态。“我常去溜达，有新发展、新动态，我总能发现点什么。”除此之外，编制了影音文件“我们曾经年轻”，回顾大学生活，他陆续在整理和撰写林学专业57届毕业生的故事，文稿的第一部分内容已经拟定，导读叫做“一次东林行，一生东林情。”（文：郭楠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