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上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为了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全校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师生党员、干部牢记党的性质宗旨，牢记党的初心使命，不懈奋斗，永远奋斗，更好服务于学校和国家建设，新闻网将陆续推出“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相关事迹介绍。
他是被中纪委清查出来的清官，父亲在安徽被称“青天”，祖父是党的创始人！
他的祖父，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一生为国为民，两袖清风；他的父亲，主政一方，曾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廉洁奉公，被誉为“人民青天”；他是根正苗红的“红三代”，可却屡遭多次检举，被揭发利用职务之便，并倚仗祖父、父亲之势，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他的“贪赃枉法”惊动了中纪委，明察暗访后，中纪委揭开了他背后真实的故事……他，就是李宏塔。
李宏塔，男，汉族，1949年5月生，河北乐亭人，1965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普通班学历。现任十届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李葆华之子，李大钊之孙。2013年两会，提出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提案。
中纪委接到举报信
在2005年6月份之前，中纪委就不断接到一封封举报信，内容大都是检举揭发李宏塔利用担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职务之便，倚仗其祖父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其父是安徽省原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李葆华之势，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
中纪委极为重视，经主要负责人批示，未与安徽省有关部门打招呼，便派出调查组直接赴安徽进行调查。
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地调查，调查人员并未发现举报信中列举的事实，却被一件件感人的情节打动了。
调查的结果是：李宏塔不是贪官，而是一个跟祖父、跟父亲一样的清官、好官。
调查人员回到北京汇报后，主要负责人当即指示要将李宏塔作为典型进行宣传。
于是，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于2005年7月3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一篇题为《在李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长篇通讯。
文章以大量的事例和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现了李宏塔作为李大钊第三代传人的光辉业绩。
祖父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父亲是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李葆华。出身于名门之后的第三代传人李宏塔是个怎样的人呢?
骑了一辈子的自行车的“红三代”
安徽省民政厅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李厅长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
对于一个厅级干部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人们会怎么看?
老百姓肯定是拍手叫好的。
倒不是希望所有坐小汽车的领导干部都骑自行车上下班，而是觉得李宏塔这样做难能可贵。
可能有人觉得是打在了脸上，也可能就是因为有人从鼻孔里哼出一声——“做秀”。
也有好心人劝李宏塔:“你这一搞，厅里的副职怎么办？别的厅局怎么办？”
李宏塔哈哈一笑:“按规定办，该坐就坐，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骑车也是个人爱好，锻炼身体嘛!习惯了，改不掉。”
李宏塔说的是实话。
上世纪50年代初，李宏塔的父亲李葆华担任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部长是傅作义)。
当时的高干子弟都在学校寄宿，但李家因人口多，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为了减轻负担，李宏塔都是从家里挤公共汽车上学。
当时他年纪小，常常因为挤不上公共汽车而走着到学校，所以经常迟到。
后来老师在家访时跟李葆华夫妇说起了这件事。
他们很重视，就请秘书到旧货市场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让李宏塔上学骑。
李宏塔在北京上学是骑自行车，1961年随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的父亲到上海上学也是骑自行车。
1962年父亲调合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还是骑自行车。
后来当兵了，有三年时间不大骑自行车。1969年退伍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以及后来进合肥工业大学读书；1978年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至今，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怎么能不成习惯？
一天，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便问他：“你怎么不骑车呀？”他满脸无奈地说：“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
李宏塔的爱人介绍，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2003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自己还笑称是“与时俱进”。
不光是骑自行车，住简陋的宿舍同样也让李宏塔习惯了。
十年福利房，没给自己留一套
有谁相信，一个厅级干部现在住的宿舍只有55平方米？没有装修，也没有什么家具，更没有现代化的电器设备。
8平方米过道既是客厅又是餐厅。放一张老式的大方桌，连走路都得侧着身。
最时髦的就是一只上世纪80年代作为福利发的三人木沙发，一半放衣服，一半放书籍。
1989年和1994年，李宏塔两次直接负责民政厅机关建房和分房工作。
无论凭哪一条，他都是有充分理由和有利条件分到一套房的，至少可以调一套面积大一点的。
但是，两次都落空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直接负责分房，才掌握了很多同志的住房困难。
有的三代挤在一起，有的年轻人领了结婚证仍然分居，还有的身体不好或快退休了……比了又比，想了又想，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分房名单中划去。
1998年，是最后一次福利房分配，谁都认为李宏塔会“当仁不让”。
岂料，公布分房名单时，他还是榜上无名。
有人为他着急，提醒他这是“末班车”。他不当一回事，幽默地说:“末班车上人多，我怕挤。” 李宏塔怕“末班车”挤，就不怕住得挤。
李宏塔住不讲究，吃、穿也同样不讲究，他不抽烟，也不喝酒，更不上歌厅、洗脚房。
作为厅长的李宏塔，其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如此清贫，只要他稍微表示一下，或者用手中的权力稍稍为自己安排一下，哪怕只是得到他那个级别应该得到的，他一家的生活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是李宏塔却固守清贫，而且心甘情愿，没有丝毫其他想法。
这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李大钊，为创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自己120元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儿女上学交不上学费，冬天家中买不起煤球，冷如冰窖。李大钊本人也衣食节俭，经常是一块大饼、一根大葱地对付一顿，衣服也近乎寒酸。
2005年2月去世的李葆华，家中的简朴让人难以置信。
房子是上世纪70年代的建筑，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
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房，他说：“我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而且多次谢绝装修。
这令人敬重的家风，使李宏塔的清贫变得自然而真实，毫无“作秀”之嫌。“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这是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对联，也是他的座右铭。
退休的时候，存款没有超过1万块
家里经济负担不重，银行存款该不少吧!可据知情人透露，他没有什么存款。 李宏塔的钱都到哪去了?
民政厅机关里的人心中都有数。在每年“送温暖”、“献爱心”的名单中，李宏塔的名字都是排在最前面——这样的名单总是以捐赠的数额大小分先后的。
还有，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薄，到“低保户”家看到过年包饺子的面没买……
来找他的残疾人还没吃饭，下雨了，来找他的下岗工人没带伞……
李宏塔完全可以不从自己的衣袋里掏10块8块，但办起手续来太费事，他就自己掏了。
别看数目小，要知道他是民政厅厅长，遇到这种情况不是偶尔一次两次，10块8块的次一多，数目就不小了。
“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苦。”
李宏塔心中装着这样一本帐：全省有170万优抚对象，有64万退役士兵，有3400名军队离退休干部，有6031名红军失散人员，有48000名农村五保户，有5000多城市“三无”对象，有“低保”户90万，有残疾人500万，有流浪乞讨救助对象15000多人……
可以说，这些数字涵盖了几乎全省所有弱势群体，这也就是民政工作难做的所在。
工作千头万绪，任务艰巨复杂。干好了，看不到摸不着；干错了，人命关天。 而李宏塔看上的偏偏就是这个。
他说，这么多部门、单位，“民”字打头的不就两个吗!一个是“民航”，一个就是“民政”。直接为最困难的群众服务，这是一件幸事。
然而，民政工作毕竟太难了。特别是安徽这个地方，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地带，洪涝、干旱灾害年年都发生。灾大，救灾任务就大。
民政厅任务繁重可想而知。作为一厅之长的李宏塔，能有清闲的时候吗？
从民政厅保存的2003年救灾记录里就能看到这样的记载：
7月3日凌晨1时，蒙洼蓄洪区王家坝水位达到29.39米，根据国家防总命令，开闸蓄洪。
李宏塔厅长飞往北京到民政部报告救灾方案。紧接着往回赶，20:40分下了飞机连家也没回，到办公室吃了一碗方便面便冒雨奔赴重灾区阜南县蒙洼蓄洪区指挥转移灾民。
4日中午，又赶赴姜家湖蓄洪区指挥转移灾民。
5日，陪同回良玉副总理在阜阳市视察灾情。
6日，到淮南市大通区、凤台县灾区布置救灾工作。
7日，到滁州市来安县、明光市布置救灾工作。
8日，到蚌埠市布置救灾工作。
9日，到毫州市利辛县、蒙城县布置救灾工作。
10日、11日陪同温家宝总理视察蚌埠、阜阳两市灾区……
无需一天天摘抄下去了，总之，从记录上看，到7月22日这天为止，李宏塔没有一天停过脚步，没有一夜睡过觉。
民政工作是辛苦的，可他却说:“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苦。”
就说2003年7月22日这天，20多天跑下来宏塔确实累得不行了，随便往哪一坐就打起呼来。驾驶员陈荣友看了心疼，劝他到车上睡一会。
李宏塔看看表，说:“不行，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去看看灾民都吃的什么。”
于是，他们在午饭时间赶到颍上县王岗镇金岗村，李宏塔走进一个庵棚，看到一个老大娘正在做饭，他走过去揭开锅盖，一股热气夹带着霉味扑面而来。
他拿起筷子从锅里夹起几颗米粒放进嘴里，嚼了嚼，品了品味儿，又从锅里夹了几颗米让身边救灾办主任薛昆明尝，薛昆明尝过后肯定地说:“霉了，米霉了。”
李宏塔问老大娘是什么时候领的救济粮，老大娘说才领回来两天。
李宏塔从米袋里抓起一把米走到门口阳光下看了又看，闻了又闻，叫老大娘用塑料袋装了大约半斤，接过来放进公文包里。
之后是彻底的清查……
“我的48000户五保户怎么办？”
安徽是当年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重点省份，但是对于农村形成的方案，却让五保户没有任何操作的余地。
对分散的五保户,“方案”规定由群众筹助供养,这更是画饼充饥。
安庆市郊区宣店村有位双目失明的五保户,每年由群众筹助的粮食柴草仅价值350元,不及当地农民人均收入1748元的五分之一。
这些例子并非空穴来风,是李宏塔派了6个调查组搜集来的第一手材料。
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就要定盘子,一旦形成既成事实,再想改就难了,情急之下,李宏塔找到了时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的许仲林。
他大声疾呼:“我的48000户五保户怎么办？死了人拿谁是问？！”
许仲林耐心地听完了李宏塔的汇报,被其热心深深感动，叫李宏塔立即写一份书面报告，赶在开会定盘子之前交到他手里。
于是，李宏塔综合6个调查组的调查内容,经过分析、研究，写出了《关于农村五保户生活问题的紧急请示》。
在《请示》中，李宏塔通过大量的实例，郑重地提出：“如此下去，五保户极有可能出现生活无着，要饭和大批上访现象。万一出现非正常死亡,应该追查谁的责任？”
《请示》写好后，李宏塔派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程昌富直接呈送许仲林省长。
程昌富处长来到省政府办公厅，接待的人立刻把脸拉长了，他问程昌富懂不懂公文呈报规定？说早有规定,要以单位、部门、组织名义呈报，不准以个人名义呈报。
程昌富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李宏塔以个人名义呈送给省长的公文犯了忌，忙解释是省长要的急件。
那位同志无奈地摇摇头，还是将公文收了下来，不过又说了一句:“扣三分”。
许仲林省长看了李宏塔的请示后极为重视，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对农村五保户每人补助400元。
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也对安徽的做法签发意见，民政部将安徽的经验批转全国各地参照执行。
就这样，一个差一点就被遗忘在角落的五保户群体重新挺直了脊梁。
李厅长微服私访来啦!
2003年7月23日,李宏塔带着民政厅有关部门人员来到颍上县建颍乡箭井村和王岗镇金岗村察看灾情。
他们走进灾民住的帐篷和庵棚,顿感热浪滚滚,暑气灼人。
李宏塔叫随行人员用温度计进行测试,草搭的庵棚里是45℃,帐蓬里是50℃,用蛇皮袋搭的庵棚里,温度竟高达55℃。里面待不住，一些灾民宁可露天睡在淮河大坝上。
一直察看到下午三点多,李宏塔一行才来到路边一家小饭店吃午饭。
在路边小饭店吃饭，对李宏塔来说，那真叫家常便饭，两个馒头，一碗手擀面条，炒两盘素菜，有营养，还省钱，一天的出差费足够了。
最大的好处是节约时间，哪象在城里人家请吃饭，一顿饭至少一个小时，如果喝酒，两个小时都打不住，浪费也大，讲是“四菜一汤”，端上来的却是“四盆一缸”，哪里吃得完，一大半都倒掉了，李宏塔看了心疼，也不习惯。不吃吧，还真得罪人。后来他想出了个办法，就是在路边小饭店吃饱了再去见当地官员。
没想到这天被店老板认出来了，一个电话打到县里，县长、民政局长很快赶来了，“有失远迎”、“招待不周”之类的话不绝于耳。（后来才知道,店老板退休前就在县民政局工作。）
李宏塔对县长说，本来是要到县里向县委、县政府汇报的，既然现在见到了县长，就把来意讲明。
他建议党政机关带头腾出办公室对灾民进行第二次安置，帐篷里的温度太高……他让随行人员拿出测试温度的记录请县长过目……
县长还能说什么呢？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回到县里就向县委作了汇报。
几天后，党政机关就腾出办公室，一次性妥善安置了5万多名住在帐篷和庵棚里的灾民。
灾民们在感谢党和政府关怀的同时，也赞扬着、传颂着李宏塔微服私访的动人故事。
但李宏塔不喜欢有人说他“微服私访”，他说：我怎么微服了？我从不化装。我怎么私访了？我不埋名，不隐姓，名正言顺，正大光明。我下去不打招呼，那是怕麻烦人家。我到哪去都熟门熟路，不需要领，不需要陪。
不管怎么说,李宏塔“微服私访”的故事还是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这不光是因为确有其事，还由于出自对李宏塔家风的称赞。
从李宏塔开始，李大钊的这一支留在了安徽合肥，而三代留在安徽的名声，更是让人仰慕。
这才是真正的红色家庭传统！（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