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普华，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林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植物学专家。他参编的中文版《中国植物志》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为摸清我国维管束植物的现状，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和科学依据；在植物分类上，他与杨衔晋教授联合命名的植物新分类群57个，为我国植物分类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优生”留校重用 教书育人一展风采
1932年，黄普华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的一个华侨家庭，他的家乡是一个小鱼港。解放前为了谋生，他的祖父、父亲同其他居民一样，带着他的长兄，告别亲人，漂泊在异国他乡。他自幼就和祖母、母亲及弟弟在国内居住。1947年秋，他的兄长从菲律宾回国，为他办理了出国手续，准备带他出国谋求发展。15岁的黄普华坚决不去，毅然选择在国内读书，他说将来要当一名科学家报效祖国。
黄普华爱国报国思想得益于祖母的影响，祖母是个裹脚妇女，她为人善良、和蔼可亲、乐于助人。她虽然没文化，但深知求学的重要，经常教诲黄普华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在黄普华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红色种子。
1952年秋，黄普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东北农林学院林学专业，他犹如一只“北飞雁”，从广东渔港飞向遥远的哈尔滨。
大学期间，黄普华发奋读书、刻苦专研，汲取新知识，探索新领域，成为学习上的佼佼者，“北飞雁”被同学们誉为“黄教授”，并成为班长“头飞雁”，毕业时成为令人瞩目的“全优生”，当时的“全优生”可谓凤毛翎角。
1956年，黄普华留校担任院长杨衔晋教授的助教和教研室秘书。杨衔晋是我国知名的森林植物学家、林业教育家、樟科植物学学科带头人。黄普华感叹地说“我是职场中的幸运儿，有幸与杨院长零距离接触，我是站在杨院长的人梯上成长起来的”。
1958年8月，黄普华凭着敬业和勤奋，在同期毕业留校工作的16名同学中，率先被提升为讲师，三尺讲台展示着他靓丽的青春和非凡的才华。
黄普华认为讲课需要功力。黄普华基本功扎实且深厚，他凭着细致入微的研究和深入林区的作风，熟练掌握几万种的植物分类，仅樟科植物就能分辨出2万多份，他能在细微之处找到不同点而铭记于心。1957年暑期，25岁的黄普华带领学生到带岭林场实习，沿途见到什么植物他就向学生传授什么植物，学习氛围格外浓厚。这时，有位同学采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询问，“老师，这个标本是什么种？是哪一科的？”老师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说：“请你把复叶补上，我就回答你。”这个同学面红耳赤，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原来他把土豆的复叶摘掉，只留下顶端的一枚单叶，想考考与他们年龄相仿的教师，结果，没想到年轻老师竟然这么厉害！黄普华除了有过硬的专业功底外，还有广博的学识。他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渗透到教学中，他强调植物分类系统定位时，不能孤立地以某一性状为依据，而要着眼于性状的总体，作出全面综合性的分析和对比，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他的课同学们听得过瘾，既学习了植物分类学，又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黄普华认为讲课需要情操。他善于利用历代经典诗句借物喻人，以激发高尚情操。当他讲到《树木学》木樨科中的茉莉花时，他高声诵读“不求花间争芳艳，只留幽香在人间”，鼓励学生要学习茉莉花精神，一生不争名和利，只留暗香为人民，为振兴中华林业多做贡献；当他讲到竹子时，又吟诗道：“生来刚且直，巍巍风中立。不畏霜雪寒，更有凌云志。清廉兼有节，虚心人敬之。他日成良材，为人乐捐躯。”教导学生要学习竹子刚强、正直、清白、廉洁、虚心的高尚情操和乐于献身的精神。优美的诗句，精准的切入，深刻的内涵，如涓涓溪流滋润着学生们美丽的心灵。
黄普华认为讲课是一门艺术。他提出“三忌三益”，忌呆板枯燥，益丰富多彩；忌照本宣科，益举一反三；忌不求甚解，益创新突破。同学们反映，黄老师的课生动有趣，寓趣味于知识之中。使死板、枯燥、乏味的植物分类课，变成了生动、形象、有趣的课程，有一种“仍有言犹在耳，记忆犹新”的感觉。
在几十年来的教师生涯中，他记不清教过多少学生，也记不清有多少学生成长为林业专家、学者、教授和有关领导；但是，他的学子们没有忘记他，仍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过85岁生日时，学子从祖国四面八方赶到他家，为恩师送上生日礼物和深深的祝福。学生杨文悦感触地说：恩师功德无量，传授给我们立足于社会的真功夫。
黄普华教书育人成绩显著。1982年，他出席黑龙江省高校教书育人经验交流会，被评为黑龙江省高校教书育人先进个人；1985年获林业部颁发的教书育人成绩显著荣誉证书；1990年获哈尔滨市高校教书育人先进教师光荣称号。
致力于教学改革 立足于能力培养
《树木学》是林学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我国大学林学专业使用的《树木学》教课书一直是前苏联的。黄普华感觉这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有丰富的林业资源，有自身的林业特点，应该有自己的《树木学》。为此，黄普华将编写《树木学》作为自己的一项急迫任务和光荣职责。
黄普华为了编辑《树木学》，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伏在台灯下一会儿精心查阅资料，一会儿又奋笔疾书。他对中国树木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和重新归纳分类，总结其栽培技术及利用成果,使其教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实用价值。1980年，《树木学》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成为全国高等林业院校的统一教材。
黄普华鉴于我国幅员广阔，地跨热、亚热和温带，树种繁多及各地差异的实况，为了提升《树木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他发起并参与了北方版《树木学》教材的编写工作，由他任副主编的北方版《树木学》教材于1997年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从此，改变了一本《树木学》一统全国的局面。
为了丰富《树木学》的外延，黄普华还编辑了《树木冬态检索表》《树木幼苗图说》《教学实验与实习手册》和《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概要》等辅助教材与资料。
一本《树木学》，彰显着黄普华的责任担当和深厚的专业功底，成为他从事教师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亮点。接着，黄普华又在教改典型课教学中做出大胆尝试，展现他标新立异推陈出新的风范。
1982年，学校推行教育改革。黄普华主讲的《树木学》课被学校定为33门教改典型课之一。教改典型课怎样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黄普华走群众路线，组织全教研室教师群策群力，分别就“培养目标、毕业生从事工作的性质、科学发展对我们的要求、学生现状及课程特点”五个方面展开大讨论，通过详细的分析论证，黄普华确定了“以培养学生能力为重点，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的教改指导思想。
黄普华认为，授人以火，温暖一天；授人以燃火，将温暖一生。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爆炸”的今天更是如此。如果教师只是单纯的传授知识，给“饼干”；那么，只能暂时填饱学生的肚子，最后的结局免不了挨饿。为此，黄普华在教改中颠覆了“只重视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能力培养”的传统教学方法，将改革的落脚点转移到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这一核心问题上。
他精简教学内容，注重学生自学能力培养。将一些次要的、繁琐的、内容与实验课重复的精简下去。把有效的时间用来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学习上，他为学生编印各种教学资料，为学生提供自学内容和独立思考题目，并传授多方位思考的方法。
他改革教学方法，注重学生思维能力培养。他认为，不能把学生单纯看作为接受知识的对象，使学生忙于记笔记，处于无思考、无分析被动接收的局面，这种教学阻碍了学生思维发展。因此，他用“启发式”代替“灌输式”，他用丰富幽默的语言和对比联想的讲解方法，凝聚学生们的注意力，启发学生撞击思想、联想判断、推理思维，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
他结合教学内容，注重学生道德品质培养。黄普华认为，教书育人，在德育上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能力，是人民教师的重要课题。他结合教学内容，挖掘提炼教材深处的思想性内容，融思想政治教育于教学中，适时适度地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自我教育能力。
他改革实验实习方式，注重学生操作能力培养。黄普华鼓励学生在实习课中多提问题，有助于学生养成思考分析问题的习惯，提高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了传统的实验实习是单纯验证书本知识的做法，突出了学生实际技能训练和思维能力的培养。
他改革考试方法，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培养。黄普华认为，改革的重点应放在考试方法和命题上。他采取了理论与实践考试相结合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的评分比重为7：3，改变了过去只考课堂理论或重理论轻实践的考试方法。在命题上，他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测验学生的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的程度，以及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要考查学生逻辑思维和分析归纳总结的能力。
在黑龙江省高教局召开了全省高校教学改革学术讨论会上，黄普华做了《教学改革要立足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经验分享，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并发表在黑龙江省高等院校的《教学改革学术论文集》和《黑龙江高教研究》上。他的教改成果被评为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他的《树木学》在学校首批33门试点评估课程中脱颖而出，被评为首批5门优秀课程之一。
黄普华，一个敢于标新立异、推陈出新的探路者，他摸索出一条教学改革的成功之路。他被聘为学校课程评估专家组成员，参加每年学校课程评估工作，直到1996年末退休为止。
凝神专注科研事业 匠心磨砺科技利剑
黄普华自道：“我的最大爱好就是科研，推动林业科技进步。因为，林业科学进步是促进中国林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青山不老永续利用的有力支撑。”
黄普华热爱科研到了无以伦比、不可取代的程度。他的身躯伏在桌前，他的灵魂净化到没有一丝尘埃，他的思绪在知识海洋里遨游，他为探索知识而痴迷，痴迷的寝食不安；他为破解知识而欣喜，欣喜而泣。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他是一个冲锋陷阵无所畏惧的勇士，他突破了一条又一条防线，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硕果，他至今已发表论文、专著多达102篇著，其中退休后发表了35篇著。
黄普华，东北林业大学树木学科研成果产出的大家。他在林业科学研究的道路上留下一串坚定而踏实的足印。
1958年，他凭借大学的俄语功底，与两位同事合译俄文版的《松林与水分》，第一本译著在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植物分类为中心的论文和专著陆续出台。
1962年，他在哈尔滨市植物学会和全国植物学会上，先后发表了《实验分类学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意义》《长白山藤本植物的分布及其生长习性》《树木幼苗图说》《小兴安岭木本植物冬态图志》《东北藤本植物的植物地理》等7篇论文。
1964年，他被中国林业出版社《林业文摘》聘为俄刊《植物学杂志》特约文摘员，他翻译了《卡查赫斯坦和顿河地区沙质土上欧洲赤松的根系》《波尔斯诺依乌斯克尼依岛林分中的落叶松种子产量结构及自然因子对其影响》《幼树在林冠下的光合作用》《母树根的分泌物和矿质养分对西伯利亚红松幼苗发育的影响》等7篇文章，先后刊登在《林业文摘》杂志上。
1978年，他和杨衔晋院长共同完成的重大科技成果《中国樟科植物志资料（二）》在《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该成果记录了他们联合命名的樟科木姜子属、新木姜子属、黄肉楠属新分类群49个，其中新发现新种28个，新变种9个，新变型1个，新订正种2个，新订变种8个和新订正变型1个。
1980年后，他先后发表了《豆科一新属—长柄山蚂蝗属》《中国豆科新种》及《国产狸尾豆属研究》等豆科研究成果，记录了豆科新种5个；发表了教学论文《略谈研究生植物学拉丁文教学》《研究生专题课结合能力培养进行考核的初步尝试》等7篇。
1992年，他发表了《两种材色的兴安落叶松木材物理力学性质的研究》《兴安落叶松白色材与樟子松的材性比较》《两种材色的兴安落叶松木材的超微结构与木材分子的比较研究》《白材落叶松的研究》4篇论文。详细阐述了白材兴安落叶松在加工性能、适用范围、生长速度、种子发芽率等方面均优于红材落叶松，有的性能指标还优于樟子松，这一科学发现为扶持白材落叶松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生产企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该成果获黑龙江省1999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6年，黄普华退休后退而不休，他为中国林业植物研究的脚步从来没有停留过。他应聘参加了中美合作编辑联合委员会，完成了英文版的《中国植物志》部分卷的编研任务；他参加了德国组织出版的《树木大百科》编写项目，完成了我国东北地区主要树种的编写工作；他还参加《中国高等植物》编写项目，完成了樟科、豆科、卫矛科共10多万字的编写任务，给国家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科学财富，为《中国植物志》走向世界作出贡献，在发挥余热中再立新功。
黄普华，科技论文与成果产出大家。102篇论文和专著凝聚着他对中国林业事业的大爱与忠诚。他在中国植物分类学巅峰之路上艰难攀登的同时，也领略到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欣慰与幸福。
呕心沥血编鸿篇巨作 为中国植物科学作贡献
黄普华感言，“《中国植物志》是由中国四代植物学家跨越半个世纪编撰而成的大型工具书，全书126卷册、记载了中国3万多种植物、9000多幅图版、5000多万字，是当代中国维管束植物全面、系统、科学的大集成。我能参加这部鸿篇巨作的编撰工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
从1973年至1983年的十年间，黄普华全身心投入到编撰工作中，他无暇顾及孩子和家庭，把家庭重担全部都交给妻子承担。除教学之外，他所有的时间都凝聚在《中国植物志》的编研中。
他深入到祖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深山、丛林、大川考察并采集植物标本，历尽了风霜雨雪、酷暑严寒，战胜了风餐露宿、蚊虫叮咬，乃至滑倒跌入山下的危险，他凭着坚定顽强的毅力和冒险牺牲精神，铺就着《中国植物志》编研的成功之路。
他深入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地方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室里，鉴定了2万多份樟科植物标本；深入到多省图书馆，查阅古今中外大量文献资料，凭着细致入微的研究和专注精神，铺就着《中国植物志》编研的成功之路。
黄普华说，我承担的樟科植物编研工作难度相对大。因为樟科植物分类难度大，很多时候是只能看到果而看不到花，或只能看到花而看不到果，区别起来很难。加上雌雄异株，过去鉴定的标本在分类上存在不少错误和混乱。他在研究中发现美国人C. K. Allen发表的四川木姜子分类群的命名，以及长江流域豹皮樟的命名，都存在不准确的问题。
“植物命名是科研的根基，命名不对还搞什么研究？”为此，黄普华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踏上了植物命名考辨论证的漫漫征程。为了确证一个准确的命名，他曾多次深入到南方山林，南方的山林多雨，崎岖的山路溜滑，他多少次滑倒又站起，泥泞的山路留下他坚定的足迹。不时发现毒蛇在路旁的草丛和树上直窜，他没有后退；有时发现采集的标本长在山崖边上，他忘记了危险，他心里想的是植物命名考证比什么都重要。
在命名上，他不崇洋迷外，也不管他的地位多高名气多大，只要是通过他细致入微的分辨与考证，确证不准确的命名就予以澄清，正确的命名是他心中唯一的砝码。他曾修正过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知名植物学家的不正确植物命名，他在命名考证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他在自觉地践行中国植物学家的光荣职责。
我国植物虽然是世界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在中国植物中以外国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很多，很少见外国人用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一位日本植物学者曾给黄普华发来邮件，告之他以黄普华的名字为豆科的一个新属命名，由此可见，黄普华在植物分类领域的影响力有多大。
1976年7月27日，黄普华和杨衔晋教授在云南西双版纳考察后回到昆明。翌晨，听到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波及到北京。他们已买了29日回北京的机票，昆明植物所一些同事劝他们退票。黄普华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中科院植物研究的资料是否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如期返京。到京后，植物研究所办公大楼早已关闭了，研究工作已停止，招待所没人敢住，只能住在马路旁临时搭起的帐篷里。研究资料虽然没有影响，但不能工作，他只好返回哈尔滨。
回哈后还听到北京余震的报导。为了研究工作早日完成，他与杨衔晋教授不顾个人安危，又返回北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当时，只有他们两人在办公，人们都害怕地震再次发生没有回来。为了预防地震，他们住在招待所平房，白天从标本室取来植物标本，回到招待所里研究，晚上就钻进床底下去睡，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
杨衔晋、黄普华冒着地震危险忘我工作的精神，正是中国科研工作者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
经过十年的研究、核对、考察。1978年，黄普华和杨衔晋教授在《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樟科植物志资料（二）》的研究成果。此成果记录了联合命名新分类群49个，其中新发现新种28个，新变种9个，新变型1个，新订正种2个，新订变种8个和新订变型1个。
这一成果不仅丰富了我国樟科植物资源，而且纠正澄清了长期以来外国人对我国在樟科植物分类上存在的错误和混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编好《中国植物志》第31卷樟科植物奠定了科学基础。该成果获林业部林业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0至1981年，他和杨衔晋院长发表了《中国豆科新种》和《国产狸尾豆属的研究》两篇论文。为编好《中国植物志》第41卷豆科奠定了科学基础。
1986年,他被中国科学院聘任为《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他完成了《中国植物志》5个卷册、8个科目，共计219.2万字的审稿任务，受到编委会多次奖励和主编吴征镒院士的好评。他参编的《中国植物志》第31卷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黄普华深有感触地说：“一部中文版的《中国植物志》是由中国四代植物学家跨越半个世纪的心血而铸成，一部英文版的《中国植物志》是由世界多国的植物专家密切合作而完成，是中国植物走向国际的一个里程碑。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为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而自豪，我为中国植物走向世界而骄傲。”
黄普华，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优秀共产党员、东北林业大学培育出来的中国第三代植物学专家，已进入年迈87岁高龄的他，正以“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胸怀和魄力，向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巅峰继续攀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