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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贤思齐 | “七一勋章”获得者陆元九先进事迹

日期:2021-07-12 发布单位: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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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上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为了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全校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师生党员、干部牢记党的性质宗旨,牢记党的初心使命,不懈奋斗,永远奋斗,更好服务于学校和国家建设,新闻网将陆续推出“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相关事迹介绍。

陆元九 航天事业奠基人,为回国辗转多年

二战后,自动控制技术迅速发展,惯性技术已在航空和地地导弹上开始应用。 仪器学专业课程是德雷伯教授开设的,专业要求很高,很少有人报名。我当时心气很高,就喜欢尝试挑战,后来我成了德雷伯教授的首位博士生。——陆元九

【人物简介】

陆元九

安徽来安人,1982年12月入党。他是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作为早期出国留学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初期,陆元九突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怀抱,潜心研究,矢志奉献。首次提出“回收卫星”概念,创造性运用自动控制观点和方法对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进行论述,为“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建设作出卓越贡献。

如今中国的众多院士中,只有寥寥数人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两个院士头衔,他们无疑都是各个行业的奠基人,年过百岁的陆元九就是其中之一。

陆元九1949年就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6年5月回国。他是国内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为“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建设作出卓越贡献。

烽火中求学,辗转多年回国

1920年,陆元九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一个教员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

1937年,陆元九报名参加高考,8月赴上海参加完高考,就发生了“八一三”事变。当时,陆元九报考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央大学,上海沦陷后,迁往重庆的中央大学录取了他。

炮火中,陆元九出色地完成了学业。上世纪40年代中期,陆元九考取了赴美公费留学生。

在美国,陆元九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在选专业时,他想学新东西,就选了自动控制专家C·S·德雷伯教授开设的仪器学专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获得博士学位的陆元九想出一份力,于是开始为回国作准备。

但是,回国面临一道道难关。他从事的研究属于重要机密,美国当局强迫他办绿卡永久居留。

为摆脱回国限制,陆元九先退出了科研小组,之后又离开实验室,进行民用科技研究。

抗美援朝结束后,中美达成协议,用美国战俘换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钱学森借此机会于1955年回国。几经周折,陆元九办好回国手续,和妻子、三个孩子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为航天事业奠定技术基础

在上世纪50年代,惯性导航堪称世界一流技术。陆元九回国时,中国科学院正在筹建自动化所,他被分配到自动化所,参加筹建和惯性导航技术的研究开发,对我国的自动化研究起了开拓性作用。

其间,陆元九还主持了飞行器自动控制研究、稳定系统研究等,都取得了成果。

1958年,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陆元九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陆元九和同事的手中组装出来。

调任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所长后,陆元九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他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确定采用以新型支承技术为基础的单自由度陀螺构成平台-计算机方案。

陆元九一直倡导要跟踪世界尖端技术,并在型号工作中贯彻“完善一代、研制一代、探索一代”的精神。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

●对话

回到祖国,想大喊一声“我回来了”

新京报:你在重庆上大学时,正好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学习环境是怎样的?

陆元九:我们就在山顶上搭建的平房里上课。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有时还要在防空洞中学习。我们是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大学四年,我们学习了发动机专业的必修课,我还自学了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设计等课程。

新京报:在美国,你为何选择仪器学专业?

陆元九:二战后,自动控制技术迅速发展,惯性技术已在航空和地地导弹上开始应用,仪器学专业学习的其实就是惯性导航。仪器学专业课程是德雷伯教授开设的,专业要求很高,很少有人报名,需要学习新课程,除了论文还要进行考试。我当时心气很高,就喜欢尝试挑战,后来我成了德雷伯教授的首位博士生。

新京报:当年最终能够辗转回国,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陆元九:我们当时船停靠在马尼拉,别人都能下船,就中国人不行。在香港快靠岸时,我们几名回国的留学生半夜就被叫起来,下到一条小船上才准许靠岸。我们一家被港英当局派出的警察押解穿过九龙,步行穿过罗湖桥。我为了回国,整整用了11年,当时真想大喊一声:祖国,我回来了!(文章来源于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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